“上一天班，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吃啥都没胃口，有几次还失眠了。” 家住深圳的李女士对记者诉苦，来到公司四个月，换了三次办公室，空气质量堪忧。“从东门到福田，再到草埔，其中两次都是新装修的办公室。简直就是人体空气净化器”。

　　日前，一场“甲醛风波”把长租公寓推到了风口浪尖。然而，相比于个人居所，办公楼等公共场所的空气污染问题可能更棘手。

　　中国城市报记者近日通过采访发现，不仅是户外雾霾，室内空气污染也逐渐成为都市人的“呼吸之痛”。目前，随着绿色建筑的推广，更多国际健康标准被“请进来”，这种绿色经济也开始受到资本追捧。

　　数据显示，随着室内空气质量愈来愈受关注，人们也渐渐愿意为健康额外买单。根据全球健康研究所(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47%的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以获得更好的室内空气质量，北京的购房者为了住在公园附近，愿意多支付高达14%的购房款。

　　绿色亿家的工作人员李工，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写字楼的电话，要求上门检测空气质量。

　　提及市场在售的空气质量检测仪，他表示大部分厂家产品测量都不准确，“那些检测仪对气温特别敏感，哈一口气甲醛值就会快速上升，另外它们对气味也非常敏感。”他说。

　　李工同时指出，绿植的净化能力较为有限，不适用于装修污染严重的室内。“昨天高碑店刚装修完的一个1500平方米的办公区就超标了，那些办公室的绿萝只起吸附作用，而且还会达到饱和。”李工说。

　　另外，甲醛浓度和装修时间的关系并不大。大元室内空气检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甲醛主要是和装修材料、季节关系紧密，比如在高温高湿情况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率甚至不足10%。

　　关于治理，上述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市场流行的治理手段大部分不太理想，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风、减少或者更换家居。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室内空气“污染源”中，甲醛杀伤力最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此前已将室内污染物甲醛列为I类致癌物，属于证据强度最高的一类。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均指出，室内甲醛主要来源于板材和壁纸。而办公楼等公共空间人员密集，再加上通风不畅、使用中央空调等原因，比普通住宅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呼吸之痛”，也让“室内环境监测治理”被视作一项蕴藏巨大商机的朝阳产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国内室内污染治理市场规模已达100亿元以上，每年正在以30%的速度快速增长。

　　一种主流治理方法就是后期的净化处理。但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室内空气净化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设备净化，如空调、净化器、新风系统等，这些不仅涉及到能耗、滤芯更换，且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净化剂，如甲醛消除剂、净化涂料等，但目前市场不完善，标准缺失，产品优劣难辨。

　　另一主流治理方法则是在源头上遏制，发展绿色建筑。如在民用建筑上，各地政府纷纷开始加码：今年7月20日，广东省发布通知规定，到2020年全省城镇民用建筑新建成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成建筑总面积比例达到60%，其中珠三角地区的比例达到70%；8月12日，陕西省住建厅指出，到2020年全省绿色建筑占比达到50%，其中西安、宝鸡、咸阳、杨凌要达到60%，西咸新区要达到70%。

　　而9月19日，据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刚在2018雄安新区超低能耗建筑国际论坛上透露，未来雄安新区新建民用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将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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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绿色建筑如火如荼地开展，另一方面绿色建筑认证方面发生变化，外国标准认证体系开始进入中国。

　　10月24日，森唯携手澳大利亚佰韬与美国UL及CfAD在京举办了BIAQ（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认证）和Fitwel健康建筑认证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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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这是美国BIAQ和Fitwel两项全球高标准认证体系首次进入中国大陆。

　　UL全球商务拓展经理Donald Myer告诉记者，BIAQ是一项综合性室内空气质量认证和建筑预防性维护计划，能有效检测场所内存在的问题以及污染物来源，凭借自身庞大的与空气质量相关独家数据库，通过收集、分析预测和建模，着重于解决湿气、霉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异味及其他问题，为当前和潜在的室内空气质量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

　　“健康空间的理念还应该走得更远，并不止于材料的绿色环保，而是一种体现在室内工作环境或居住环境的方式。” 森唯创始人杨颜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杨颜光指出，这种“健康”不仅包括物理测量值，如温度、通风换气效率、噪音、照度和空气品质等，还需包括主观性心理因素，如空间布局、环境色调、私密保护、视野景观等，另外也包括工作满意度、人际关系等，是一个多元复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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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认证成为一种潮流。此前据媒体统计，中国目前已有10927个房地产项目(超10亿平方米的建筑)获得了中国绿色建筑认证。

　　除了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LEED、WELL等许多国际绿色建筑认证体系也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事实上，除了健康上的回报，绿色建筑也在节能、租金提升方面带来“正能量”，更多的企业愿意为绿色办公楼买单。

　　以上海为例，戴德梁行的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三季度，上海甲级写字楼市场的存量达到1090万平方米。其中，绿色甲级办公楼面积达到580万平方米，占总存量的53.2%。

　　从时间轴来看，从2012年到2018年，上海的绿色甲级写字楼存量增加了9.1倍。而且，大部分未来供应项目都计划申请绿色建筑认证。

　　租金回报也成绩喜人。数据显示，在2018年三季度，获得绿色建筑认证的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达到了每天每平方米9.8元，比非绿色甲级办公楼的租金高出11.4%。

　　此外，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绿色建筑的一个关键优势是降低运营成本，特别是在能源成本和总生命周期成本方面。绿色改造项目可以节省13%的运营成本，而新建绿色建筑可以节约15%的运营成本。

　　而通过向绿色项目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绿色金融也愈发成为传统经济模式向绿色经济转型的催化剂。

　　据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在2017年，中国共发行了181支绿色债券，发行总额达到了2486亿元人民币（合371亿美元）。

　　2018年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预计达到2500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60%。

　　“回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随着类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和CMB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我们预计，在未来，将会有更多中国的绿色地产项目从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中获益。”戴德梁行董事、中国区金融服务与顾问部主管张晟表示。

　　“绿色金融在促进绿色资产蓬勃发展的同时，绿色建筑作为绿色资产的一种，不仅得益于绿色金融的发展，也将有力促进相关上下游企业、行业，如土地、能源、材料、建筑加速自身可持续发展，从投资到项目落地形成良性循环。”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北亚区董事总经理杜日生说。

　　另外记者注意到，在资本与金融端，绿色信贷的发展可以倒逼“绿色居住”的良性循环。

　　戴德梁行大中华区租户研究主管、高级董事Shaun Brodie告诉记者，国外一些金融机构已推出绿色住房抵押贷款产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例如节能住宅抵押贷款和生态住房贷款)、商业建筑贷款(例如建造绿色公寓的贷款)等。

　　例如，在澳大利亚，如果绿色住房抵押贷款申请者的住房能够满足某些环境和能源标准，申请者可以在贷款利率上得到0.15%-1.25%的折扣。这项住房贷款计划还可以涵盖对二手房或新建房屋进行小规模的绿色改造。